以韦伯为志业｜吉琛佳：日本知识界的“驹场骚动”与“韦伯复兴”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结构与力》和《西藏的莫扎特》封面
从事后之明看来，A君正在经历的，是日本社会科学乃至社会思想领域范式转换的历史现场。在这个过程中，战后确立的进步主义知识体系失去绝对权威。作为挑战者出场的，是包括浅田彰、中泽新一在内的一代“新学院派”年轻学者所导入的当代法国理论。
面对这一状况，社会科学界对于经典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的阅读方式，也在短时间内发生转变。在战后日本，韦伯以其围绕合理化概念而展开的社会变迁理论，与马克思一起构成了战后进步主义和市民社会派社会科学的两大理论支柱。这一理论上的“双峰”所占据的地位如此核心，乃至社会思想史家内田芳明将“韦伯-马克思”称为“日本社会科学的思想结构”。在此基础上，战后日本展开了蔚为大观的韦伯学传统。韦伯的日本读者如此众多，以致当Mohr Siebeck出版社于1984年发行《马克斯·韦伯全集》（MWG）的最早几卷时，总印数中的三分之二并非在德国或欧美，而是在日本被销售一空。韦伯所具身化的那种严谨、思辨和专业化的德国知识风格，也成为学院学术在面向社会时的权威之所倚。然而进入1980年代之后，伴随着“全共斗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消退及大众消费社会的迅速成型，日本知识界亦无法自外于此时法国思想统治力的全球扩张大潮。然而，日本的韦伯研究并未就此走向没落。相反，对韦伯的阅读在后现代的新语境中开启了一段复兴。
《马克斯·韦伯全集》
本文将通过聚焦于一个事件和一些文本，来说明日本的韦伯研究在这场知识界“权势转移”之中的转型。为了展现时代背景，我们将首先回顾同期围绕东京大学教员聘用问题而发生的事件。这场后来被称作“东大驹场骚动”的丑闻，将日本最高学府中那些知识人间的明争暗斗以斯文扫地的方式暴露在公众面前，也集中反映了两代学者之间围绕知识/真理形式问题的激烈对立。在这之后，我将讨论韦伯研究者们如何在顺应变动的同时抵御对学术本身价值的消解，在逆势中维持了学术研究理应担当的批判志业。
驹场骚动中的知识范式对立
1987年底至1988年间，围绕着学者中泽新一的聘用问题，在地处东京驹场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员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端。“驹场骚动”表面上是一场学院政治斗争，深层上呈现为围绕知识权威形态而展开的攻防对抗。
1987年中旬，在讨论教养学部社会思想史研究室新任教师的人选时，研究室主任的谷嶋乔四郎提议可以聘用后现代领域相关的研究人才。对此，谷嶋同僚、保守派政论家的西部迈提名了当时风头正劲的中泽新一。在西部看来，已出版了多部著作的中泽博识且高产，定能给教养的社科部带来一阵新风。在谷嶋的支持之下，西部组成人事委员会，确认社科部其他教员对中泽的态度。其结果是24名社科教员中出现了唯一的一位反对者，这便是前文提及的韦伯研究专家、社会学家折原浩。西部对折原做了许多工作后，终于让中泽的提名获得全员认可，然而没过多久，原本支持中泽的谷嶋乔四郎却突然搬出另一人选山胁直司作为中泽的对抗候选人。西部迈感到原以为颇有戏的中泽人事，正逐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东京大学驹场校区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主导反中泽人事的谷嶋乔四郎、折原浩乃至谷嶋推荐的候选人山胁，均为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社会思想领域的研究者。换句话说，反中泽一派所代表的，其实是到那时为止权威知识的理想范式。比如折原浩所提出的反对理由是“中泽君就是个学术票友（dilettante）”、“他不适合给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这一发言显然是从一种讲求专业化的德国学术标准出发，对追求整体性、综合性的法国知识形态所作出的排挤，尽管后者无疑更为接近教养学部这个博雅学院的设立宗旨。
事情最终在1988年初举行的教授会的投票表决中尘埃落定。根据学部的行政规定，人事任免需经学部近200位教员共同参加的教授会集体表决，得到超过2/3赞成票方可通过。在以往惯例中，投票流程一般只是走个过场。分属文理社科各领域的研究者们隔行如隔山，一般不会横加干涉其他分科的人事任免。然而在此次教授会前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各科教员陆续接到社科部打来的不具名电话（西部认为是谷嶋乔四郎所为），称中泽人事在手续上有问题，要求他们投否决票。在这一影响下，中泽人事案最终以35票赞成，80票反对，62票弃权的结果而遭到否决。
中泽新一（1950- ）
在反对聘用中泽的诸多意见中，折原浩所列举的三条理由尤其醒目：1、中泽的著作《彩虹的理论》中出现“197X年“这类无法验证真伪的表述，违背科学；2、中泽从事巫术（日语“呪術”）修行，可能导致“科学的再魅化”(这是韦伯社会学的概念，日语为“再呪術化”)；3、中泽的著作中有“我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下做了调查”的表述，违背了研究所需的实证主义的态度。此外也有其他研究者提出的反对意见，诸如“中泽不懂数学却胡乱使用”（宇宙地球化学杉本大一郎教授）、“社会科学部的专业规范越来越弱，应该要向硬科学靠拢”（国文学小川春久助教授）、“中泽这个人本身就很可疑”（法语新仓俊一教授）。
当然，教员中也不乏挺中泽的声音。在听了折原浩的中泽批判后，经济学家村上泰亮在笔记本上用法语写下了一段评语：“前现象学的、前解释学的、前语言哲学的、前结构主义的。”村上嘲笑折原墨守成规，对二十世纪的这些知识新动向充耳不闻。此外，电影评论家、在日本引介结构主义哲学的中心人物之一的莲实重彦，也在教授会上对这些批判作出反驳。当然，这些努力丝毫无助于局面的变化。
莲实重彦（1936- ）
从支持与反对双方的构图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种学问风格之间激烈的对立。在事件尘埃落定后，西部迈在各大公众媒体中详细披露了该事件的经过，并痛斥这些最高学府教员们的食古不化、妒贤嫉能以及下作的谣言政治。我们无法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且这也确实是事件令社会大众深感幻灭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各种流言、阴谋和政治运作的背后，或许同样存在着围绕真理之理想形态而产生的理念层面的对立。这一对立的一侧是以“科学”为榜样，强调实证、客观和专业性的现代知识范式；而另一侧则是以“书写”为模型，以语言的任意性原则为其基础的后现代思想潮流。
然而，中泽人事的消解并不代表驹场的既有势力对后现代挑战的胜利，情况恰恰相反。在事件之后，对东大体制心灰意冷的西部迈与村上泰亮双双辞去了在东大的职务。然而此后，东大教养学部的改革步伐得以急速推进。在中泽人事遭否决的同年，莲实重彦晋升为教授，并在次年担任新成立的表象文化论专攻主任。莲实后来更是一路扶摇直上，在1993年升任教养学部的学部长，1997年就任东京大学校长。此后教养学部招聘的东浩纪、松浦寿辉等学者，也体现了学院学术中对后现代知识转型的积极接受。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驹场在骚动中拒绝了中泽的就任，中泽式的学问却在驹场扎根落地，也在东大的示范性作用下遍及了日本知识场域。
后现代风潮下的韦伯阅读
在法国当代思想的大潮之下，作为战后正统知识体系支柱之一的韦伯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逐渐失去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战后日本，以大冢久雄等学者所主导的现代主义韦伯研究发展到了1960年代，便已遭遇了折原浩等学者的一轮挑战。在1968年作为“造反教官”之一参与全共斗运动的折原浩，在研究中挖掘韦伯社会理论的现代批判面向，基于此反对战后式的韦伯理解，批判了上一代知识人对现代制度的盲目追从。而进入1980年代，“现代批判”式的韦伯阅读已无法应对知识界的地壳变动所带来的新局面。
这种变动的一个来源，自然是法国当代思想的强势传播。在巴塔耶、福柯和德勒兹的推动之下，知识界重新开始注意到尼采思想的现实性，并开始着手重新挖掘韦伯社会理论中尼采哲学的面向。由于超人哲学被纳粹德国所利用的黑历史，尼采在战后的反思之中成为众矢之的，一度被作为推动法西斯个人崇拜和排外沙文主义的罪魁祸首。当从这一侧面出发来考察尼采对于韦伯的负面影响时，便产生了沃尔夫冈·J·蒙森的研究《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该著作揭示了韦伯关于“民众投票领袖民主制”的构想是如何在尼采的领袖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然而，法国当代思想家们所揭示的尼采哲学中积极的认识和存在论面向，却在1980年代后大众消费社会里回归知识视野中。当商品经济的成熟瓦解了旧时文化的等级序列，尼采倡导的“重估一切价值”便会展现出现实性来。
事实上，早在同样是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1920年代的魏玛德国，韦伯便已强调过尼采的时代意义。在1920年2月，《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在一次座谈会上否定了尼采和马克思的思想地位，并对两人报以讥讽的评价。参加了这次集会的韦伯在归途中难抑心中愤懑，对一位学生说出如下评语：“在今天，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哲学家在知性上是否诚实，只要看这个人对尼采和马克思所采取的态度就够了。如果没有这两位的工作，这人自己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那部分也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学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在自欺欺人。我们的精神所处在的这个世界，是马克思和尼采留下了深刻印记的世界。”韦伯的这段评论，无疑显示了尼采在他思想地图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也引发人们去探究两人学问之间的传承脉络。在日本学界，率先展开这一工作的学者是山之内靖。作为大冢久雄弟子一代的山之内从市民社会派出发开始学术生涯，但在后期却走向了作为其反面的后现代立场。
在对韦伯知识肖像的重构过程中，山之内挖掘了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基于道德心理学的知识论的影响。尼采将人的生命冲动看作其认识的来源，也即认为知识是对现实加以掌控的权力意志的结果。由于知识仅是对无限复杂的世界之抽象，因而真理是无法最终达到的。然而，人们的生命和生活只能依赖这样不完全的认识。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有必要对抗那种寻求安定可控性的诱惑，去直面世界那始源性的不稳定和变化。这便是超人的认识态度。山之内指出，在《科学作为天职》里所体现的中期方法论里，韦伯指认了现代社会多元冲突的价值状况，并认为有可能基于某一非排他性的价值关联对现实加以抽象化和概念工具化，而这便是构成韦伯方法论基础的“理想类型”。从这里可以看到，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正确立于尼采哲学所提出的认识论预设，源于一种在洞悉了本质虚无的基础上仍旧展开认知的决绝意志。
山之内靖著《尼采与韦伯》封面
基于这样的认识，山之内与同样是韦伯研究者的社会思想史学者中野敏男一起，在1980年代后半期和1990年代展开了对战后进步主义知识的彻底批判。在他们看来，战后由大冢久雄和丸山真男所提倡的进步主义思想中，存在着为了整体社会的进步目标而倡议个人奉献的倾向，而这种思想与二战时期对国民加以动员的“总体战体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山之内与中野在自身研究中对战后那种进步主义的宏大叙事加以瓦解。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研究并未放下批判和反思的责任。处在一种“诸神之争”的境况下，他们仍旧尝试清醒地对造成压迫的知识结构作出反省。
这一对知识责任的坚守也可以从在日韩国人政治学家姜尚中那里看到。同样在这一时期，姜尚中从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得到的灵感出发，在重塑韦伯阅读模式的工作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在其理论研究中，姜尚中将目光聚焦于韦伯有关加尔文宗关于生活规律化的教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关系。而这种作为权力作用的清教教义，与福柯所谓的知识-规训权力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受到萨义德《东方学》的启发，姜尚中分析了战前日本的亚洲研究与其殖民统治之间的共谋关系。与山之内和中野一样，姜尚中的这一研究也旨在揭露日本知识体系中的东方主义在战后的延续，从而对社会认识中的种族主义因素展开批判。
姜尚中（1950- ）
在一个知识之权威性遭到反讽并逐渐消解的时代，山之内靖、中野敏男和姜尚中这些韦伯研究者们仍然恪守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主导日本后现代思潮的“新学院派”旗手之间展现出了显著的区别。在著作大卖之后，浅田、中泽等后现代的弄潮儿们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并开始频繁地在大众媒体上抛头露面。在《结构与力》的大获成功后，浅田彰仅仅发表了一些对谈集和艺术评论性质的著作，在其所从事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几乎毫无建树。而中泽新一则在自身著作得到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的推崇后与麻原此唱彼和，在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亦受牵连而成为众矢之的。尽管并不符合这些主导者们的本意，后现代思潮在瓦解过往知识权威的过程中也无法避免地自我消解，逐渐沦为一种流俗的文化商品而失去了严肃性。相较之下，同样直面着“诸神之争”状况的韦伯研究者们则坚守志业，始终没有放弃对所处的时代和知识展开冷静剖析和批判的责任。
尾声
韦伯无疑是现代社会所孕育的学者，然而却过早地洞悉了现代知识的边界所在。在“诸神之争”状态之中，他为人们描绘了在上帝已死，绝对标准缺失的时代中展开社会认识与价值考察的可能方式。本文考察的后现代时期所形成的知识境况，至今仍旧构成开展学术研究工作的社会条件。在另一方面，在种种变革可能性的想象尽数遭到消解的今日，后现代思想已充分曝露出其内核中的消极避世和现状追随。在对前一时期思想状况的反思之中，新世纪以来的知识进展已为我们准备了多条从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中抽身的路径。
然而，韦伯那丰富的理论洞察则仍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在今天，当我们尝试跳脱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反思现代社会以及观念体制给行星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韦伯对于理性化之非理性归结的揭示、对于困在“钢铁外壳”里的现代人境况的指认，仍旧充满现实性而有待进一步的阐明。只要把握现状、形成认识和反思价值的自由知性活动尚未停息，韦伯所带给人们的启迪也将不断涌流。